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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晚唐诗人的湘妃情结
发布日期:2017-12-06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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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妃,即娥皇、女英。二女本是帝尧之女,后嫁与舜为妻,以贤德聪慧闻名。其与潇湘发生联系,则源于一段凄恻动人的传说:“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,尧二女娥皇、女英追之不及,相与协哭,泪下沾竹,竹文上为之斑斑也。”(《述异记》)二妃在伤心绝望之下,投于湘水而死,化作湘水之神,故名湘妃。湘妃泣竹的传奇故事,二妃与虞舜至死不渝的凄美爱情,加之潇湘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致,都给予了后世文人骚客无穷的诗兴。

虽然湘妃传说始自尧舜时期,至汉魏已基本定型,但大规模以湘妃为题作诗吟咏的现象却出现于唐代,又尤以中晚唐为盛。当世对湘妃传说及相关意象的关注与发掘,并非偶然。湘妃诗的主体是纪行感怀诗。诗人因漂泊、漫游、流放、贬谪等多种原因来到潇湘,拜谒湘妃祠庙、湘妃祠,或由音乐、斑竹勾起绵绵情思,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由湘妃传说引发的怀古幽思,寄寓了自身的惆怅感慨,促进了湘妃诗创作的繁盛。刘禹锡被贬朗州,作《潇湘神》;元稹由江陵府士曹参军徙通州,途径潇湘,作《奉和窦容州》、《斑竹》,吟咏湘妃旧事。潇湘的清绝山水、屈贾情怀、湘妃传说与仕途失意、襟抱未开的诗人碰撞出了绵延不断的诗情。

诗人流寓湖湘,多感怀湘妃旧事,可谓是借湘妃之杯酒,浇胸中之块垒。细思其内在动机,主要有三点:首先,湘妃传说在当时普遍流传,二妃寻舜在地理位移上是由北向南,与诗人离开北方家乡、漫游或流贬至南方潇湘是相同的。同为北地人羁留潇湘,文人就自然产生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感慨,把湘妃当作自己旅途中的知己。其次,湘妃与舜的爱情悲剧、文人理想抱负的不得实现,二者具有同质性。爱情与理想都是人类个体生命期许的美好事物,这种在追求途中受挫、求而不得的情感是相通的。有着相通生命体验的诗人,更易为湘妃传说所触动,生发身世之感:“湘南自古多离怨,莫动哀吟易惨凄”(张沁《晚泊湘源》)。一些诗歌以湘妃、屈贾并言:“二女竹上泪,孤臣水底魂”(韩愈《晚泊江口》),“二女空垂泪,三闾枉自沉”(李涉《鹧鸪词》),“怀沙有恨骚人往,鼓瑟无声帝子闲”(《岳阳楼晚望》)……湘妃与楚客骚人的遇合,使诗人的怀古幽情更为深沉。其三,湘妃泣竹,而今斑竹犹存。竹子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有独特的意味,竹正直有节、卓尔不群、谦逊温润,是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理想人格的象征。而斑竹又承载了相思离苦,多了几分柔和哀婉的女性美。这些心理上的共鸣感,正是诗人心生感怀、创作湘妃诗的内在动机。

此外,就时代诗风而言,中晚唐为怀古咏史诗的黄金时代,湘妃诗大体可归于此类。中晚唐怀古咏史之风愈演愈盛,很多诗人以怀古咏史作为调适心灵、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。具有代表性的湘妃诗,如刘禹锡《酬瑞州吴大夫夜泊湘川见寄一绝》:“湘妃旧竹痕犹浅,从此因君染更深”,李端《江上赛神》末句:“独怜宦游子,今夜泊天涯”。前者以湘妃泣竹典衬托客愁之深沉,寄寓了对朋友的同情与劝慰;后者叙写楚地祭祀湘妃的独特风俗,最终落脚点却在自身的羁宦之苦。湘妃传说的“昔人幽恨”,既引发了诗人的怀古愁思,也寄托了今人的无限伤怀。在湘妃诗中,或隐或显,都存在着这样的愁怨幽恨之情。杜甫的《湘夫人祠》末句:“苍梧恨不尽,染泪在丛筠”,杜甫作诗凭吊湘妃,亦是自我伤怀。 “苍梧何恨?恨不得从舜也。用本色作收,而自喻之旨已露”(《杜诗详注》)。空怀致君尧舜、比肩稷契的志向的杜甫,面对污浊混乱、不辨贤愚的政治现状,毅然弃官而去。杜甫内心的失落与遗恨,潜藏于吟咏湘妃的诗篇之下。湘妃之恨,亦是杜甫之恨。

总之,中晚唐诗人的湘妃情结及湘妃诗的大量涌现,从宏观来说,是中晚唐兴起的怀古咏史风潮的有机组成部分,从微观来看,则源于诗人在湘妃传说、潇湘山水、屈贾情怀共同激发下,产生的情感共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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